不久前，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了“20世纪出版文化丛书”一套三种，其中吴相先生的出版史专著《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甫一问世，便在熟悉的朋友中博得了不少叫好声。吴相是作者的笔名，因为这本书写完后，自己左看右看不满意，无奈有约在先，于是署名“吴相”——取“不像样”之意，闭着眼睛付梓了。但从本书所引用的材料、取论的角度来看，不仅不是“无相”，而是颇为“有相”的一部专著。这套丛书的主编者希望丛书有些新意，因而多请年轻作者执笔，想来是达到了目的。
知人评书。我认识吴相的时候，他的这部专著正处于创作的后期，经常看见他埋首在两垛高高的书堆里，在一摞稿纸上涂来写去，纷乱的胡须几乎要扎到书稿上了。不久，他拿出“后记”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正在写商务印书馆的前半期馆史。
因为太过辉煌，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也就成为一个浩大的工程——由于历史积淀之厚重而难于驾驭。但是吴相太爱商务，因此研究商务，虽然他不喜欢表白这一点。他常常标榜的，倒是自己心仪于但丁的对于女性的崇拜，并将之付诸生活。他乐于关爱周围的女性——亲人、朋友、同事，与她们保持着一种愉快而友好的关系。可是在吴相的生活之乐中，这却是有限的一部分，因为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的最爱——读书中去了。因为担心将来没有书看，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拼命买书。大学毕业时，他的藏书在同窗中首屈一指。居京后，又混迹于京城各大书店。现在常常看到他为担心书籍过重，压坏自己的住房而忧心忡忡。真是爱书人的喜忧。
爱书的人没有理由不爱商务印书馆，尤其是历史上的商务，那是中国出版人的骄傲。100多年前，在上海的里弄中诞生的小小印刷作坊，在积弱深重的近代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动荡的数十年，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化教育机构和重要的思想启蒙基地，一个集出版、印刷、发行、教育于一身的现代出版王国。那段历史，成为中国出版人永远津津乐道的往事和追寻的梦想。“商务在历史中形成的出版家与国家民族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现代任何其他出版社所不可比拟的。商务在现代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反过来，中国社会又如何作用于这家民营出版企业，这个中因果是最值得思考和深究的事。”这个当今出版人日益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成为这部专著的立意。是的，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具体的考据，目的也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吴相有言：比我长于斯的专家在在皆是。吴相似乎力图在对史实的陈述和梳理中，总结出一些对中国出版业发展有借鉴意义的东西。看完这本书，我想他的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吴相在三个层面上对1949年以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进行了分析：社会背景和时代主题层面；知识分子——具体的出版领导人的人生抱负和价值取向层面；实际操作的制度层面。尤其是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吴相长期浸淫于张元济等先贤的文章、书信等第一手史料，从中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和总结，得出了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在《结语》中，吴相一一做了概述：
“张元济等投身商务时，是怀抱着理想而来的。他们在商务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出版事业是一项寄希望于未来的事业，只有在文化理想的俯视之下，一切具体的出版运作才可能被赋予切实的意义，每一个具体的动作才会构成出版文化的整体。没有文化理想的出版活动，可能会有商业的成功，但却难以形成出版事业的整体风貌。相反，具有文化理想的出版家，已经拥有了一份奋斗的热情，文化理想还可能为其带来商业上的宏大构思和经营上的名牌标记性的便利。………”“如何实践这种文化理念呢？……在商务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不少具有指导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就是追求事物的合理性。……1，在政治文化立场上，商务均采取多元主义，各种学说、主张都拥有同等发言的权利。商务兼容并包，既不偏袒某一主张而得罪另一学说，同时也贯彻了自己向读者提供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文化理念。……2，在具体的操作上，退可能是进。为了进，有时要不惜退。商务选择的目标是以文化启蒙唤醒民众，为了达到这一长远目标，有时不得不牺牲眼前利益。……3，理想和现实是又一对矛盾。有理想，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然而，原则在有的时候必须为适应现实而灵活变通。……4，出版企业既具有商业性质，又具有文化性质。……文化性也具有商业性。一种鲜明、独特的文化性更可能成为商业的卖点，关键看出版工作的着眼点是否选对了……当出版者找到了文化特性的适当对象，他也就在商业性与文化性之间找到了合理的恰切之点。”
概括地讲，追求长久的价值和追求合理性两大原则，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也许在中国出版与世界出版接轨的前夜，回过头来看一看前辈们走过的道路，比囫囵地引进一些新潮的概念和手法，比急切地筑起一座大鲧式的防护大堤，具有更为深远和积极的意义，这或许就是本书给我们的启示。
（《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吴相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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